如果按台北都市圈来计算

来源:http://www.siydc.cn 作者: 2021-02-04 23:43

在一个快速城市化、并且处于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度,没有人能够准确地估计出一个城市最终将有多少人口。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上海的人口增量将主要来自移民,其中,既包括来自港澳台和国外的移民,也包括来自中国其他省份和农村地区的移民。上海原住居民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非常低,甚至在很多年里增长是负的。

首位城市的集聚趋势,是这个国家保持竞争力的体现。东京的人口变化是最好的例证。

全球城市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城市越大,人口密度越高,同时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也更高。

高密度的大城市产生着三个方面的规模经济:一是规模化使各种专业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得以生存,保证了城市生活的多样性;而对于基础设施等固定投入的分享,有助于降低平均生产和生活成本;二是规模化促进专业化,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学习效应,大城市是科技、信息、思想和创意的集中地,高密度有助于人们交换信息,相互学习,从而有助于创新和知识的传播。

台北:大陆才是前景所在

中国大都市有两条道路可选:一条是以户籍和歧视性的公共服务政策来控制人口、牺牲发展;另一条是顺应经济规律,对于城市扩张中出现的拥挤和污染等问题通过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改善加以治理。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一个国家城市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我们将15个人口和城市数量较多的亚洲国家加上中国台湾的样本拿来分析(见图1),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关系:人均gdp 越高的国家(地区),其首位城市(即该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所占的人口比重也越大。

当国际需求增长缓慢时,大城市在拉动国内技术进步和消费提升两个方面的规模经济作用将尤为明显。特别是首位城市,它作为国家经济的龙头,对于其他地区的带动和辐射效应将是无法替代的。

之后,东京都人口增速放缓,甚至在1990-1995年期间出现过短暂的下降,但之后又出现了缓慢的上升。从1967 年以来,除了个别年份外,总体上从东京向外迁移的人口要多于迁入人口。但在2010 年,东京的迁入人口再次超过了迁出人口。需要强调的是,东京都人口上升不是由日本人口的增长带来的,事实上,整个日本的人口规模已经于近年来出现了缓慢下降的迹象。

另一方面,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吸引政策不应等同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排斥。中国的大城市,对人口快速增长仍然抱着必须严控的态度。政府和公众舆论倾向于强调人口增长所伴随的一些问题,比如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却不深究这些问题是不是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其实,低技能劳动者是消费型服务业的供给者,对这部分人口的严控措施恰恰会加剧劳动力短缺和服务价格上涨,受影响的将是城市生活质量和城市对于高技能者的吸引力。最终,将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

在上海,这个拥有2400 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政府最想知道的问题之一是,这个城市的人口究竟达到多少是合理的。

总体来说,在亚洲,国家人口规模越大,其最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越大。亚洲的城市相比其他洲的城市更大。2008 年,全球有22个超级大都市人口超过1000 万,其中亚洲占12 个。

金融、贸易、科技、信息、教育文化、创意、时尚将成为新一轮大都市发展的机遇。同时,本地人口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生活型服务业的需求也势必上升。

研究预测,上海的人口还将猛增1400万,达到3800多万,其增量将主要来自移民——既包括来自港澳台和国外的移民,也包括来自中国其他省份和农村地区的移民。参照亚洲及其它大洲的发展经验,中国的大城市正处出急速扩张阶段,规模将越来越大;它们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重要,也将决定一国之竞争力。对政府来说,是抗拒限制还是顺应引导,对民众来说,是逃离回避还是拥抱融入,都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大城市的发展前景。

目前,影响台湾人口分布的最大因素来自岛内的经济集聚作用。而在未来,影响台湾人口分布的最大因素将会是中国大陆的吸引力,这种变化将体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力量。随着两岸经济、贸易和科技交流日益频繁,再加上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在文化上同根同源,赴大陆发展的台湾人愈来愈多。

在一个大国的内部,合理的城市体系是由若干个都市圈组成的,除了以首位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圈之外,一些区域性的都市圈也会存在,主要是满足于当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需求。

这说明,东京都作为日本最重要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其创造就业的活力始终不减。但从居住来说,似乎有不少工作在东京的人在夜幕降临之际“逃离”这座城市。

在工业化阶段,上海位于长江出海口,背靠整个长三角,是出口加工业参与全球经济分工、贸易和金融体系的龙头。随着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上海的工业在全国所占份额出现下降,但其所在的长三角的制造业越发达,越对上海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需求。

上海:未来的超级大都市

在国际比较的视野里,2007 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为52%,远低于新加坡和东京在2005 年的水平(分别为65% 和85%),而2007年上海的生活型服务业占服务业产出的比重仅为32%,同样远低于新加坡和东京在2005 年的水平(分别为62% 和79%)。由此,服务业比重的增长速度将决定上海人口的增长速度。

如果按台北都市圈来计算,其人口规模有700 万-900 万,大约占台湾人口的三分之一,相当于东京圈3500万人口占全日本人口的比例。

一方面,一个城市的发展,将不断产生新的产业和经济需求,为此,政府可以将吸引高技能人才作为一项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这需要政府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通过高品质生活和创新环境来吸引人才。

到了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将进一步提高大都市的地位。只有大都市才能拥有足够大的人口规模来支撑现代服务业的需求。对于亚洲的发展,大城市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世界上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6个在亚洲,而且都在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这里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亚洲的经验表明,城市规模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总量。

亚洲的大都市会越来越大吗?

如果将紧密联系的都市圈算作一个人口集聚区,则全球最大的20 个人口集聚区中,亚洲占有13 席,其中排名前五的是东京圈、广州圈、雅加达、上海(包括苏州)和首尔圈。

如果中国的人均gdp 达到20000 美元,全国有14 亿人口,上海的人口份额是2.6%,人口规模将达到3523 万。如果中国的人均gdp 达到30000 美元,全国人口达到16 亿,上海的人口份额是2.83%,人口规模将达到3842 万。

城市政策要顺应经济规律

国际经验表明,大城市人口的快速扩张只是城市化和快速发展的阶段性现象,城市并不会走向“人口爆炸”,城市人口最终将进入到缓慢增长的阶段。

东京:在夜幕降临时“逃离”

像很多国际大都市一样,白天在东京都上班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不住在东京都,而是住在周围的小城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东京都的夜间人口偶尔下降,但白天人口自1965 年来却从未下降过。

现代城市发展的模式有经济规律可循,政策要顺应经济规律。

台北人口262 万,按数量计在亚洲并不算大。不过,台北占台湾人口的比重并不违反经济集聚规律。台北占台湾人口的11.2%,和东京都在日本所占的人口比例相当。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首位城市的人口占比也大致在10% 左右。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居住在大陆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台湾居民有17 万之多。普查的数据仅包括在大陆居住3 个月以上的人口,而实际在大陆的台湾人可能有一两百万。

二战以后,东京都人口在20 年间增长到1945 年时的三倍。这段时期也是日本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时期,城市人口比重从1945 年的27.8% 上升到1965 的67.9%,恰恰是今天中国所处的阶段。

发展的早期,经济以农业为主,而农业生产依赖于土地,人口分布必然相对分散。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工业生产在专业化和集聚的过程中产生了规模经济,这有助于生产者靠近市场,节省运输成本,也有助于其雇用专业的劳动力,分享大城市的技术和信息,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上海人口的快速增长是经济集聚规律使然。

利用前面所提到的亚洲数据,我们可以用模型来估计首位城市人口比重与人均gdp、国家(地区)总人口的关系,从而预测一下上海未来的人口规模:

研究预测,上海的人口还将猛增1400万,达到3800多万,其增量将主要来自移民既包括来自港澳台和国外的移民,也包括来自中国其他省份和农村地区的移民。参照亚洲及其它大洲的发展经验,中国的大城市正处出急速扩张阶段,规模将越来越大;它们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重要,也将决定一国之竞争力。对政府来说,是抗拒限制还是顺应引导,对民众来说,是逃离回避还是拥抱融入,都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大城市的发展前景。

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服务业(特别是大都市的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占比越来越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高密度的大都市仍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也将决定一国的竞争力。